目前我们已经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四川2009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有873.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已达到10.67%。2020年80岁以上老人1637万人，占总人口17.8%。伴随老年人口的剧增，养老难已成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尽管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有所发展，但就现状而言，还远远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养老服务普及率偏低。目前的养老床位与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存在很大差距，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要，由于子女工作忙或者子女在外地工作，越来越多老年人希望将来入住养老机构，但是目前养老服务机构及床位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和选择养老机构。 　　二是社区养老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社区提供的服务依托现有的市场服务机构进行，仅局限在老年饮食以及家政服务等方面，在兼顾老年人的特有需求，以及服务提供的专业化、规范化、多样化方面还亟需进一步的提高。许多基层的社区组织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状态，即使是有意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也多因为无法找到合适的服务提供者，而不能够形成一种长效机制。 　　三是现有的养老服务资源的利用率有待提高。目前，民营及郊区养老机构入住率偏低，而城区内养老机构一床难求，排队等候床位。主要原因在于，民营养老机构存在很多先天不足，最主要是服务难以到位。由于开办养老机构需要资金量大，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很多因周转拮据，难以保障，不得不压缩开支，导致服务质量下降。 　　四是政府包揽过多责任，企业发挥空间小并缺乏有效监管。目前社区服务体系定位为“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社会团体提供志愿服务”。这就造成政府责任过多，而人力物力不足，老年人想要购买服务，却找不到合适的服务提供者。另外，对于定点服务单位缺乏有效监督。在涉及多方利益的问题上，政府拥有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和监督者三重身份，我们认为政府并无足够人员分别承担这三项责任，很多政策只是空泛提出而没有细化等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政府应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正确行使行政权力，将监督评定和政策落实工作最好交由相应的社会组织具体负责实施，引进社会力量，发展多层次的养老服务。应该通过政策激励和市场引导，吸引民间资本和培育社会组织，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税收优惠、资金补贴或者其他资金转移和让利方式来引导民间资本的进入。同时，政府应更多的发挥协调和管理的角色，定期对养老服务提供的机构和组织进行服务质量和评定和审核，并将这些信息及时向公众发布。 　　二是加强《居家养老》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政府掏钱，各社区操作，社会服务体系网络化、信息化，对本区内老人基本资料建数据库，具体服务指标化、制度化。当下成都有少数社区建立一健通，帮老人找保姆、钟点工、保洁，很受欢迎，但不够完善，还需扩大服务面。可向北京学习，指定服务商定价服务，组织一定数量志愿者上门聊天、读报，搜集服务建议，而且顺便带走垃圾。建设老年食堂，或车轮食堂，老人通过一健通送饭到家中，或者老人到食堂就餐，或者车轮食堂服务到老人居住区。 　　三是建设《生态养老公寓》。选择城郊适宜养生养老地区，因行业、单位、年代、个人能力、家庭经济等不同情况，老人可支配收入差别较大，可建设不同档次生态养老公寓。无产权的“生态养老公寓”，政府投资及管理：针对中等收入不留财产，只为自己老有所依，养老终生的老人。有产权的“高档的生态养老公寓”，企业经营、国家扶植，针对高收入老人，拥有住房产权，如老人外出探亲、渡假，时间相对较长时，与企业协商住房出租，双方共利的模式。 　　四是重视对养老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资质管理和人才培养，定期对从业人员的相关资质进行审核。政府应积极引导相关的职业培训部门和教育机构，开展养老服务行业特别是机构养老各级人才的培养，并制定相关的考核和资质鉴定标准，保证社会工作人员、机构管理人员、一线服务人员等各个岗位角色的知识和技术水平。 　　五是培育社会组织，重点发展社区养老服务。政府一方面需要加大对于能够提供老年服务的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扶持力度，发挥街道和社区组织的中介作用，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另一方面政府应通过出台一系列的服务提供标准和规范，降低服务提供机构、街道和社区中介机构以及服务接受者三方的风险，保证养老服务质量，促进养老服务事业健康发展。 　　六是探索建立长期照料保险制度，提高对养老服务的购买力。各级政府应构建和发展长期照料保险体系，最重要的是建立系统的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和多层次保障体系。一方面要鼓励和推动商业保险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推动商业保险公司加强自身建设。在政府财政资金允许的范围内，从某些特定人群开始，采用政府补贴，个人和家庭分担的形式，逐步发展社会长期照料保险，并逐步扩大受惠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