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社员、成都高新区法律服务协会副会长、万商天勤（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林宇航反映：中国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是基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普遍较差，提升空间巨大，很多国家缺水利管网（包括部分生活用水）、缺电力设施、缺高等级道路这一事实，建立亚投行的目的是通过互联互通实现合作共赢：所有成员国中，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比如中国）因为手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钱，但是却因为国内投资项目饱和而无处投放，导致有钱无处放的局面，相当于寻求项目投资的投资人；而经济发展偏弱，急需一部分资金进行内部基础设施建设来带动国内资源有效利用的国家，其国内资源价值高、国家信用背书能力强，具有稳妥偿还能力的“适格”的借贷人。

所有资金流动，可以理解为以亚投行为一个资金托管平台，所有资金均需流入亚投行，然后由亚投行再流出（即第三方资金托管平台角色） ，亚投行的盈利模式就是通过收取一定的信息服务费（相当于国际国内规范的P2P平台的佣金）而支持运营的。

分析：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定位和业务重点不同：1、亚投行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主）倡导的区域性融资平台，贷款重点服务于亚洲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行融入了更多西方价值观（贷款有苛刻的政治、人权条件），贷款重点服务于全球；根据规则，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亚洲银行，要获得他们的贷款，都要在所谓政府透明度、人权等方面通过考核，还有环保、劳工等多方面的要求；所以，经济问题政治化、条件苛刻、效率不高，使很多国家开始说“不”。 随着亚投行成员的增多，中国的占股比例会相应下降，这一点中国政府要有心理准备、放平心态:中国有一定控制的能力，但没有也不能有控制的意愿：中国不应该过分寻求一票否决权，因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同样反对美国在世界银行拥有一票否决权，中国推崇协商一致，即“有事好商量”，在合作共赢共识的基础上，把具体的基本建设项目做透、做扎实。

创始会员国会得到特殊的政治回报，具体来说，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各国的经济权重，以经济权重来衡量各国的出资份额和股份分配的比例。要避免亚投行被过度政治化：中国要推动国际规则更加合理与完善，但不是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进行“颠覆”，而应该着眼于：1）推动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要符合绿色和低碳标准，要在生态文明上下功夫；2）包容性发展，使各国人民有机会的参与到亚洲的共同事业中来，避免由于边缘化状态而导致的极端化情绪的蔓延。

如果再发生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可以想见，致力于投资基础设施的“亚投行”，完全可以及时调整和转变职能，协调、帮助亚洲区域内国家抗击金融危机，提高抗经济风险能力。由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预见，那些未加入亚投行国家如韩国等，未来所受到的损害，不可估量，甚至不排除被边缘化的可能。众所周知，经济问题，历来，正如军事问题一样，从来就不仅只是经济问题。

当下的中国，虽然取得一些令他国所羡慕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比较大的经济体量，但同时也付出了别人所没有付出的沉重代价。无论是各类资源的枯竭，还是包括空气、土壤、水等资源的污染，还包括一些精英、富人携资本、技术等移民国外。

笔者建议：

1、中国要放下“架子”，在“亚投行”的建立和中国积极的参与过程中，政府要出台具体鼓励政策：重点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管理经验、积极培养中国自己的金融业人才，尤其是在诸如治理结构、项目过程管理、营运模式等方面；同时为人民币最终国际化、打造自己能够独立操作的体系机制国际化平台探索、提供法治和政治经济生态环境。

2、中国要以“股份稀释”换取“文化价值输出”：亚投行是中国“共同体外交”的新载体；所谓“共同体外交”的实质，不是单纯寻求一国利益，而是将共同体成员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实现普遍的利益增值；特别体现在价值共同体上，争取在相互欣赏与价值认同上多做文章---趁机输出中国自己特色的外交价值观和中国现阶段的大国核心价值观、文化品牌战略。

3、发挥比较优势：即中国应重点关注、投入和引导整个“亚投行”的方向落实、落地到诸如交通、能源、电力、通讯等中国有比较优势的重点基础设施投资与合作领域，以把握“亚投行”的无形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