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6日，是我尊崇的革命老前辈杨超先生逝世七周年的纪念日。为此，我写下了这片追思之文—— 　　　　　　　　　　　　　　　　　　　　　　　　　　听杨超讲周恩来的故事 　　还是上世纪7O 年代初,我在下乡当知青期间，就已知道曾任四川省委领导和四川省政协主要领导的我的表叔杨超，曾在周恩来总理身边担任过政治秘书。 　　出于好奇,我曾多次找机会请他讲述往事……。 　　杨超原名李文彦,1937 年1O 月起即在延安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和工作,曾任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并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哲学小组,历任中央办公厅秘书科长,中央宣传部文委秘书,中央社会部指导科长等职。 　　1945 年8 月,杨超因受命要到重庆从事隐蔽战线的情报工作,即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跟随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赴重庆谈判,并出任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情报科长一职。 　　中共中央代表团撤离重庆后, 杨超即留重庆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社会部部长,直到1946 年9 月回到延安。在这段日子里, 杨超一直跟随在周恩来同志左右,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而这段经历，杨超他老人家也时常给我提起。 　　这天，表叔杨超给我讲，当时在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期间,由于“双十协定”尚未签署,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却要奉命回国。 　　周恩来闻悉非常焦急,即刻驱车去找赫尔利,见面便严肃地提出: 　　“大使先生,你把我们的毛主席接出来了,你就必须把毛主席再安全送回延安.现在协议还没签字, 你就要走,这是不行的.你这个时候走定将失信于天下人!” 　　而在此时，蒋介石确有加害毛泽东的打算。 　　尽管，这时的蒋介石对加害毛泽东还顾虑重重,不得不考虑人心及国际舆论影响而未敢轻举妄动,但只要蒋介石有这种心思,其加害毛泽东的可能性就存在。 　　例如，蒋介石在“双十协定”签字前,即派张治中去甘肃省当省主席。蒋介石为何要这样做? 杨超说,因为只有将赫尔利和张治中这两个“保人”调离重庆,蒋介石才好实施加害毛主席的阴谋。 　　对此，周恩来心知肚明,飞机上只要有赫尔利和张治中两个“保人”在,蒋介石的阴谋就无法施行。 　　因此,周恩来又立刻去拜访张治中。 　　他对张治中说:“文伯兄,你不能失信于天下人。你把毛主席接出了延安,你就必须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否则我们是不答应的!” 　　接着,周恩来又专门前去拜访蒋介石,态度坚决而又强硬地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和政治影响,不得不同意了周恩来的要求。 　　毛泽东同志终于安全地飞回了延安。 　　这天表叔杨超又给我讲起了这样一个故事—— 　　1946年的4月8日,是重庆谈判结束后要送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同志乘飞机回延安的日子。 　　王若飞、博古此次回延安是为了向中共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之后的有关工作；而叶挺将军回延安是因为他在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刚被营救出狱,急于回到党的怀抱；邓发回延安是因为他刚刚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归国,要赶回延安汇报工作。 　　当时,周恩来曾劝刚刚被营救出狱的叶挺将军多休息几天再另乘飞机走,但叶挺将军回延安的心情迫切,坚持要搭乘4 月8 日这趟飞机，并带上自己心爱的女儿扬眉一起走。 　　因叶挺将军的坚持,周恩来也只好同意。 　　周恩来在他的办公室门前与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同志一一握手道别。 　　虽然，他送别战友时笑意融融,两眼却流露出一种怅然若失的神情。他的目光很快在清寂的走廊前后扫了一扫,眼皮一眨叹声道: 　　"唉,一下子冷清了！" 　　周恩来的右手顺走廊一划,像以往一样。 　　由于他的手臂残疾，挥手间，其肩膀和身体即跟着动,显得很有力度。 　　当他的目光依次扫过几个屋门之后，即回头对身旁杨超等几位工作人员深情地说: 　　“小扬 眉这些天经常在我们这儿屋里屋外穿来穿去哟 …… ” 　　“嘿,邓发和乔冠华昨天还在我那屋里打打闹闹的哩！” 　　说完,他仍是右手一挥,有点伤感地摇了摇头。 　　接着，周恩来对一位电台的同志说: 　　“注意和延安保持联络,飞机到达后马上来通知我。” 　　说完,他便回到了自己在上清寺的办公室。 　　那个时候,为了国共和谈的方便,中共代表团已经搬到了上清寺。 　　在上清寺办公室的这一整天,周恩来都没有外出活动,就守在办公室里等电报。 　　他无法安心看文件,把文件拾起放下,放下又拾起。 　　时间在一点一点流逝,延安那边始终未见到飞机,周恩来立即要求有关部门赶快去查找。 　　此后，他便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响。 　　然而,每当有工作人员进入他的办公室时,他都要焦急地问一句:“有消息了吗？” 　　随着时间的流逝,周恩来已意识到出事了。 　　但是，他和大家谁都不说出来。因为，当时大家都不肯放弃飞机迫降野外的唯一的可能性 …… 。 　　当飞机失事的电报终于送来时,周恩来的两道浓眉蓦地一下全部抽缩聚拢,脸色刹那问变得煞白。 　　此时,工作人员虽与他近在咫尺,但党的纪律使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谁也不能偷看那篇电文,大家只能从他的目光和神情上去“读”那篇电文的内容。 　　表叔杨超说,当时，他看到周恩来的目光刚触及电文便战栗了一下,他的手开始抖动,目光越来模糊。渐渐地,他的眼角开始闪烁汨花。 　　此时，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垂下头,默默地跟着流泪。 　　先是女同志,接着是男同志,都随着哭出了声来。 　　周恩来终于也跟着哭出了声。他抽泣着说: 　　“都怪我啊,哪怕,哪怕是分乘两架、两架飞机……？我、我怎么没想到呢?我、我对不住同志们啊 ……”。 　　其实,周恩来的确是极力劝说过叶挺不要带小扬眉走的,只是没有坚持到底罢了。 　　周恩来一生总是严于责己,出了什么事，定要首先找自己的责任，做自我批评。 　　老同志们一道议论时，都说周恩来是做工作最多,做自我批评也最多的领导人。 　　“叶挺……将军,邓、邓发同志……，昨天，他还和乔冠华他们有说有笑呵……。” 　　周恩来泣不成声地呼唤着战友的名字。 　　“特别是若飞同志,我们、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呀！这个人品质非常好啊,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呵……。我们配合得好,他要不牺牲,可以、可以为我分劳多少呵……。” 　　周恩来泪流满面,像是在自言自语。 　　l946年4月l9 日,重庆各界隆重举行追悼“四八烈士”大会。 　　在追悼会上,周恩来再次痛哭失声,流着泪报告了遇难诸烈士的生平事迹。 　　同一天,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文章。 　　当时，周恩来与战友们的悲痛主要基于两方面: 　　一方面是怀念战友；另一方面还有一种情绪—— 　　由于此时正处在敌我残酷斗争期间, 国民党又惯于搞暗杀,许多人都认为这次空难是国民党预谋的一次政治暗杀行动。 　　周恩来虽然万分悲痛,但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没有证据，就不应该妄猜是政治暗杀。 　　他举出自己曾乘坐美国飞机过秦岭遇险的例子,说美国飞行员都是认 真负责的,不会那么做。 　 　　这次的不幸事件,是因为天气骤变,飞机撞在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上而导致的。 　　1949 年3 月,表叔杨超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一室主任,担任周恩来同志的政治秘书,为周恩来同志负责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和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服务。 　　表叔杨超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他1950 年8 月向中央主动申请回四川工作,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他非常珍惜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机会,虚心接受周总理对他的教育和批评。 　　这个时候，无论是在工作、生活、思想上,周恩来对他的要求都很严格；对他的缺点和错误有时当面指出,有时当着有关同志的面对他作出严肃批评。 　　此时，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大姐对他也是这样,看到工作上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就及时指出来,而在生活上又无微不至地关心他。 　　表叔杨超说,当时周总理对他的工作和学习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对越熟悉的同志要求越严格。他每次想到周总理对自己的批评教育和帮助,就从内心深处感激周总理。 　　周总理常给身边工作的同志讲自己过去的不足。 　　总理越是这样讲,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就越觉得总理伟大。 　　表叔杨超还特别提到,周总理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他考虑问题周密和细致是出了名的。 　　1949 年12 月,周总理在调研如何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时指出: 　　“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就是辩证的两方面,决不能取消或忽视任何一方面。” 　　“我看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 农业就无法发展。” 　　1950 年4 月21 日,周总理通过认真调研后还特别提到： 　　“城乡关系不仅是经济关系,也是政治关系。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首先，应注意到工农关系。要巩固工农联盟,要使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得到正确解决。” 　　这天，表叔杨超还特别对我讲，他在担任周总理的政治秘书期间,亲身感受到周总理不仅是一位实事求是的领导人,而且是一位精通哲理的大学问家。周总理的许多充满辩证哲理而又令人难忘的格言不仅对他讲过,而且大多写进了有关文集中。 　　如周总理多次对他讲,“今天的现实是不够美满的,但是美满的现实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创造。”“一帆风顺是不能磨炼人的。”“人总是容易看到人家的短处,看到自己的长处。应该反过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看自己的短处。这样，不仅能使自己进步,也能帮助别人进步”。 　　这些格言，分别写进1950 年7 月出版的《周恩来教育文选》和1950 年9 月出版的《周恩来经济文选》，以及1950 年10 月出版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等文集之中。 　　由于这段时间表叔杨超在担任周总理的政治秘书,所以他不仅有 机会多次亲耳聆听周总理的这些精妙而又发人深省的格言,而且有幸亲自参与了周总理上述文集的整理工作。 　　表叔杨超在担任周总理的政治秘书期间,还亲身感受到了周总理大公无私的伟大胸襟。 　　建国初期,总理办公室是相当简陋的。 　　当时，周总理办公室仅有3 把钥匙,总理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而他的夫人邓颖超却没有。 　　邓颖超要进总理办公室，必须得先敲门。 　　由此细微之处，不难体会到周总理对国事和家事的态度。 　　这天表叔杨超还对我讲，周总理也写诗词,但留存下来的极少。 　　在建国初期,周总理偶尔写写诗词,并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诗言 志,诗是为说心里话而写的。 　　虽然，周总理在皖南事变骤起时曾愤怒地写下"千古奇冤,江南 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一诗，并因此而扬名天下。然而，解放后，周总理却把精力都用在了公文报告上,即很少写诗了。 　　表叔杨超回忆：总理在l950 年有时工作之余偶尔也写写诗,而且多是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之后自己读几遍就撕碎投入纸篓了。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周总理不愿再表白个人的一些什么,留下个人的一些什么。 　　表叔杨超说,周总理留下的是一种最无私的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