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国家版本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四川省全力支持国家版本馆建设，其中体现四川本土历史文化集成的大型丛书《蜀藏》丛书、《巴蜀全书》丛书等入选国家版本馆。《蜀藏》丛书由九三学社成都市委社员李勇先主持编纂，由巴蜀书社和成都时代出版社共同出版。

《蜀藏》集巴蜀珍稀文献之大成，堪称是一部展示巴蜀文化数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家谱。全套书分为经学、史学、子学、文学、方志、舆地、舆图、山水、名胜古迹、旅游、经济、科技、水利、交通、传记、教育、民族、目录、金石、艺术、医学、谱牒等24类，总字数达两亿余字。2014年，四川大学与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合作，四川大学李勇先教授负责组织编纂整理。2016年底，《蜀藏》丛书首批成果正式出版。目前已出版16类，剩余部分，将在2023年底前全部完成出版工作。

《蜀藏》是巴蜀文献家谱的编纂史，千年文脉传承不息。自古以来，巴蜀人文荟萃，英才辈出，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献典籍，它们无声地讲述着巴蜀的历史，如数家珍，异彩纷呈，是巴蜀前后相承、绵延不断的历史家谱，亟待全面系统地加以搜集和整理。

早在东晋南朝时，著名史学家常璩《华阳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众多巴蜀文献，使得许多早已失传的珍贵文献得以部分保存下来。唐末五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巴蜀文献进行搜集和整理，按照一定体例进行编纂，其代表成果如五代后蜀赵崇祚编辑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词集《花间集》。南宋人扈仲荣等分类纂次成都诗文总集《成都文类》、明杨慎纂辑《全蜀艺文志》等等，对巴蜀历代诗文进行系统的搜集和整理。明代著名学者曹学佺第一次编次巴蜀学人著作目录，撰成《蜀中著作记》十卷，分经、史、子、内典、玄书、地理志、集部,共著录文献七百余种，从中可以了解明代及其以前巴蜀学者的著述情况。到了清代，著名学者绵州李调元及其后继者将清乾隆及其以前两百余种巴蜀学人著述编入《函海》、《续函海》丛书中，这是我国第一次对巴蜀文献进行最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对保存巴蜀文献、弘扬“蜀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今人研究巴蜀历史文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二十世纪初，一批有识之士出于对巴蜀文化的高度自觉，毅然肩负起抢救文化遗产的重任，勇敢行动起来。成都出版家樊孔周正是这样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人，他在成都总府街昌福馆创办了成都最早的新式印刷公司——“昌福印刷公司”，决心以一己之力出版荟萃历代巴蜀文献《蜀藏》，前后出版《蜀藏》丛书八种，包括《全蜀艺文志》、《蜀鉴》、《双溪集》、《刘杨合刊》、《唐子潜书》、《二王诗集》、《小云词賸》、《髯仙诗舫遗稿》等。由于时代沧桑巨变，文献搜集的异常艰辛，加之财力不济，最终未能克竟此业。

一百余年后，九三学社成都市委社员、四川大学李勇先教授率领他的学术团队重新编纂《蜀藏》，继续完成一百余年前成都有识之士未竟的事业。早在2004年，李勇先教授就开始组织团队规划整理并出版一部全面反映巴蜀历史文献全貌的大型丛书，沿用《蜀藏》丛书名称，但用全新体例进行整理和编纂，完成一百年前出版人未竟的事业，传承几千年来这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

关于《蜀藏》编纂和出版的意义，早在2016年举行的《蜀藏》首发式上，四川大学教授、《蜀藏》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昭曦，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蜀藏》学术委员会主任谭继和，对《蜀藏》编纂和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胡昭曦认为：“《蜀藏》是非常重要的巴蜀文献整理成果，它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珍稀’这两个字。我希望《蜀藏》在今后编纂工作当中，牢牢抓住这两个字。”谭继和对《蜀藏》编纂特点和意义也作了精辟概括，他说：“《蜀藏》是一项传承工程，也是一项创新工程。《蜀藏》既传承了历史上关于巴蜀文化积累的经、史、子、集传统四部分类法，同时也保存了近现代学者很多文化学术的方方面面，从山川、地理、水利、经济到旅游、名胜、传记、教育，用现代人的眼光，对现代蜀文化的各个方面整理出来一个体系。”

作为《蜀藏》主编之一，李勇先说：“今天我们重新编纂出版《蜀藏》，就是从前人那里接过薪火相传的文化火炬，完成一百年前出版人未竟的事业。《蜀藏》作为反映几千年来巴蜀历史文化精髓的经典宝藏，为后代子孙构建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献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