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四川既是全国生态建设的核心地区、生物多样性富集区和长江黄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区，也是典型的地质环境、生态环境脆弱区和地质灾害高发区。加强我省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对自身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乎整个国家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我省紧紧围绕“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战略目标，积极推进“生态省”建设，在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水土流失治理、节能减排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由于特殊的地质和地域环境，仍然面临生态状况堪忧、地质环境脆弱、地质灾害频发、农村面源污染严重等严峻挑战。尤其是随着我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人地关系的矛盾、发展与保护的矛盾等进一步凸显。 　　为此，我们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我省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 　　四川总体上属于全国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区域，其脆弱程度仅次于西藏、青海、甘肃三省区，属强脆弱区。其中，尤以川西北高原和金沙江、岷江干热河谷为典型，他们不仅具有生态脆弱的代表性，而且在整个国家生态安全的大格局中具有关键性。川西北高原是长江黄河上游、与青海“三江源”具有相同重要程度的水源涵养地，是“中华水塔”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近年来这一地区受到全球气候变化和过度放牧的影响，湿地萎缩退化、草原沙化、鼠害泛滥，自然生态问题日益严峻，严重威胁长江、黄河下游的生态安全。金沙江、岷江流域生态退化导致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其产生的输沙量分别占长江上游的65.7%和三峡水库入库泥沙量的50.2%，直接影响到下游三峡工程以及向家坝、溪洛渡等已建成和拟建的大型水电工程的使用寿命和效益发挥。 　　一是力争将我省生态脆弱地区的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争取中央把川西北地区整体纳入“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范畴和全国牧区发展人工种草试验区；争取把金沙江、岷江流域干热河谷的生态恢复和治理提升为国家重大生态工程，推动攀枝花、元谋、阿坝等河段成为我国干热河谷生态修复的重点示范区。 　　二是加强生态环境监测。加快建立省、市（州）、县（市、区）多级联系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和生态环境信息系统。 　　三是创新生态保护模式。引入“协议保护”等新模式，引导农牧民自觉参与保护工作；将生态保护与生态发展有机结合，适度发展循环工业、旅游业等环保产业和替代产业。 　　四是加大科研支持力度。开展高寒地带和干热河谷生态恢复治理方面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科技攻关；建立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保护标准、评估指标和技术规范。 　　二、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四川地质结构既有复杂性，更有特殊性（如高陡斜坡、高地震烈度等），历来是全国地质灾害危险性和风险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特别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在地震灾区形成了近5万处的崩塌滑坡和超过百亿方的松散物质，并导致广大范围内山体破碎，地质灾害危险性和风险程度陡然上升，“地质灾害”成为我省又一“特产”。必须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一是正确处理好山区城镇发展与地质环境保护的关系，维护人地环境的和谐。我省众多山区城镇，大都伴山而建，傍水而居，人多地少，环境容量极低，这样的状况注定面临的地质灾害风险极高。因此，在山区城镇化建设推进过程中，一定要树立人地和谐的理念，科学论证和评估城镇、乡村和居民聚居点的地质灾害风险工作，做好相应的灾害防控。高度重视地质灾害的隐蔽性，加大识别和定期排查力度，尤其是那些集镇、村庄和居民聚居点周围的山体和沟谷，尽可能避免类似1月11日云南镇雄赵家沟的悲剧事件重演。加大避让搬迁力度。要规范城镇建设和各种工程活动，新建工程选址要坚持“三避让”原则(避让地震断裂带、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易发区、行洪通道)；工程建设活动，尤其是水电、交通等大型工程建设，严禁乱挖、乱堆、乱排，避免人为诱发地质灾害。要通过多种途径，合理调控山区人口流向。 　　二是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应急体系建设。为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发生数量，降低灾害风险，应强化我省地质灾害调查评价体系、监测预警体系、防治体系和应急体系等“四大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重大地质灾害点的工程治理、地质灾害高易发流域的专业监测预警、受地质灾害严重威胁区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防灾减灾体系，实现从临灾被动避险、抢险向主动预防避让、防范的转变。 　　三、量大面广，水土流失严重，以及农村污水、畜禽养殖废弃物的无序排放等，导致大量农村面源污染，并严重污染境内河流水质。 　　一是完善农村面源污染监测预警平台体系。整合现有环保、农业、水利和科研院所监测研究资源，完善境内长江支流（嘉陵江、岷江、沱江、涪江等）面源污染监测网络建设，构建全省面源污染监测预警平台。 　　二是加强污染减控关键技术的研发。组建“四川协同创新联盟”，集成研发“农业节肥减药增效技术”和“适宜分散农户生活废弃物生态阻控技术”，加强农村面源污染风险的空间识别；构建农业面源污染“减源、循环、截获、全程控制”的生态净化工程技术体系；重点开展沱江、涪江流域关键技术集成试验与示范。 　　三是加大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投入。建立农村面源污染防治财政专项，完善“政府、企业、农户”三位一体的投资渠道；建立农村污染排放收费补偿机制，支持污染少、效益高的农业产业发展；加强与国家环保部的协调，力争将沱江、涪江列入国家水污染专项重点治理区域。 　　四是加强农村面源污染地方法规建设。编制成都平原、盆周丘陵区面源污染防治的总体规划；重视目前相关法律法规不衔接的问题，尽快制定《四川省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强化协调统筹和依法管理。 　　四、进一步创新生态建设投融资体制机制 　　资金短缺是我省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重要制约。2010年全省用于环境污染治理的总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52%，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3；2009-2011年我省环境保护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依次为3.19%、2.65%、2.48%，不仅呈逐年下降趋势，且远低于全国近7%的平均水平。这与四川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特殊地位极不相称。生态环境的公共产品性质和正外部效应，决定了它应该成为政府财政投入和经济补偿的重点。 　　一是加强中央财政的投入力度。争取中央财政设立川西北高原、金沙江、岷江干热河谷等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科目，建立稳定的生态长效补偿机制。 　　二是建立横向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对中下游水电企业，按发电量从价计征生态保护税，统筹安排部分税收用于生态建设和保护；借鉴国内外流域补偿经验，实施水权交易制度，统筹安排部分水权交易收益用于生态保护。 　　三是建立生态保护基金。通过中央财政拨款、发行生态公益彩票、接受社会捐赠等多种渠道筹集基金。 　　四是积极发展我省碳汇贸易。扩大我省林业碳汇项目试点和贸易规模；加强碳汇产业基础性研究；加快培养熟悉碳汇国际规则的专业人才队伍。 　 　　附件：《四川省生态环境脆弱性及地质灾害易发性分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