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许德珩、劳君展夫妇

距今65年前的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是中共中央集合全国进步力量，形成新民主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集结号。5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的指示。笔者的祖父、九三学社社员许德珩是受中共中央邀请赴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的29位民主人士之一。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协定》要求国民党“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根据《协定》，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然而，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并不甘心将权力交给人民，在政协会议后不断破坏政协协议。距政协会议闭幕仅仅两个多月，蒋介石公然违反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挑起了全面内战。

九三学社自筹备成立伊始即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实现人民民主、维护政协路线的政治行动上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共识。1946年1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九三学社筹备会对于政协会议的意见:要求实现民主、开放政权、切实保障人民各项自由权利，呼吁政协会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5月24日，重庆《新华日报》继而发表该报记者专访九三学社领导人的稿件，报道了九三学社要求立即停止内战的主张。7月28日，九三学社社员、我的祖父许德珩顶住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担任重庆人民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主席团成员并走在陪祭队伍的最前列。国民党强行召开“国大”时，宣布祖父为“国大代表”。接到催促赴会的电报后，祖父公开对《大公报》和《新华日报》的记者发表声明:“此次国大断然召开，政局前途不堪想象，是以深感个人责任之大，故若非各方协商一致参加，我个人不拟赴京。”对于“国大”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祖父和其他九三学社先贤联合其他10个党派团体发表声明指出，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是“反民主、反政协的”。1947年1月20日，祖父和北平九三学社同人发表《时局意见》，反对国民党“边打边谈的做法”，指出和平团结为“挽救中国唯一不二的方法”。

1947年5月20日，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在南京召开。时任参政员的祖父向会议提交了他与九三学社社员、参政员褚辅成以及其他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员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张澜、钱端升、许广平等共同签署的大会提案——《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以此行动与国民党参政员反对和谈、要求下达“讨伐令”的叫嚣相斗争。祖父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反对由一党召开国民大会，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

“五二〇血案”发生后，祖父立即从“国大”会堂赶到南京中山路现场。他在目睹学生被殴惨状后马上返回会场，宣布真相，并就此事向当局提出严正交涉。在北平的九三学社社员袁翰青、薜愚、樊弘教授得知“五二〇血案”的消息后，立即联合其他28位教授共同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宣言》。宣言指出:“青年学生运动的起因是不满现实。唯有改变现实，才能平息他们的不满。推诿与压制，则结果适得其反。”由于九三学社社员坚定地站在保护学生的前列，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迫害，在重庆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的九三学社社员、我的祖母劳君展，就因为保护参加运动的学生而被国民党当局免职。

11月4日，祖父许德珩、袁翰青与北平各院校47名教授共同发表了《我们对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抗议国民党当局镇压进步力量、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

《五一口号》发表之前一个月，1948年3月29日，是辛亥革命黄花岗之役纪念日。当天，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召开了第二届国民大会。数千名来自北平、天津的学生和青年聚集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举行纪念黄花岗先烈大会，揭露国民党召开“国大”、操纵会议的真相。当局如临大敌，派出数千名警察将会场重重包围，阻断交通，许多来北大参加大会的人被阻挡在包围圈以外。祖父和袁翰青、樊弘三位教授不理睬国民党特务的威胁，毅然出席大会。在会上，祖父三人分别发表了讲话，激烈抨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祖父勉励学生们说:今天的青年要学习黄花岗烈士的精神，全心全意地为中国的苦难大众献身，不要彷徨在空中。不怕一切无耻的污蔑，勇往直前，才对得起先烈。国民党若把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看作剥削的对象，不管它有多么大的军事力量，不管它怎样地加紧压迫，它一定失败。袁翰青教授说，我希望今天每个人都向自己宣誓:我一定永远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今天知识青年只有一条路，就是与苦难的人民同在。樊弘教授说，刚才袁先生告诉诸位只有一条路，我认为有两条路，一条路是由少数人掌权，为保持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压迫全国大多数；一条路是工、农、兵、学、商各阶层的人联合起来，向国民党独裁集团要回政权，愿意就采取和平的方式，不愿意就用武力把政权跟他们夺回来。国民党当局听到祖父三人的讲话后非常紧张，其北平市党部主任吴铸人出面对祖父三人提出“忠告”，要他们“勿再受奸匪利用”，否则万一北平市50万国民党党员中“出一激烈分子，其结果是演一幕害人、害己、害国家的惨剧”。

记得祖父接到吴的“忠告”后对子女们幽默地说，“吴的话可视为无”，依然正常开展活动。为了保护三位教授的安全，学生会安排学生护送他们回家，还安排学生住在祖父家的客厅里，以防国民党特务下毒手。吴的“忠告”经进步报纸揭露后，北大、清华、燕京、师院等高校90名教授马上联名发表《对吴铸人谈话之驳斥与质询》，追问吴铸人:第二次闻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预谋制造中？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旅港各界人士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茅盾、邓初民等150余人相继致函祖父三人，表示声援。侯外庐教授向世界学术界发出了题为《谁敢制造第二李闻事件》的申诉。对此，国民党北平当局被舆论搞得焦头烂额，50万国民党党员中没有出现一个“激烈分子”。这一文化教育界与北平当局的激烈斗争被称为“四月风暴”。记得36年后，参加“四月风暴”的师生来到我家看望祖父。那时，当年慷慨激昂的老师已是耄耋老人，当年意气风发的学生也是两鬓斑白。祖父为同学们写下了一句话:“希望做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坚分子，人民的勤务兵。”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振臂一呼，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在北平尚处于地下状态的九三学社发表《拥护新政协宣言》，愿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民主、自由、富强、康乐”的新中国。

1949年3月，周恩来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来到北平。祖父、祖母与各界代表一道前往西郊机场迎接。见面后，周恩来亲切地握着祖父的手说:“楚生兄，辛苦了。一别两年多，你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